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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纵横厦门法院 三法官被指枉法裁判

2021-07-05 15:37:06 来源:前沿视线 字体:

民营企业主郭某燕称,其因欠高利贷债务,被债主连哄带骗把名下的别墅卖给债主的人头用于还债。不料债主事后拒不认账,又拿着未销毁的借据到法院起诉,导致其被两审法院判决再次还款本息合计高达1000多万元。

债主不认可卖房还债的事实,法院也要求将原本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借贷与卖房还债纠纷割裂成两个不同的案件分别审理,郭某燕只好另案起诉债主的人头,要求支付购房款与逾期付款违约金。郭某燕起诉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原本一审已经胜诉,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二审法院竟然彻底推翻一审判决,驳回郭某燕的全部诉讼请求。虽然再审改判购房人必须支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200余万元,但是郭某燕的卖房款却就此化为乌有。

在历经前后五六年的民间借贷案一审二审、房屋买卖纠纷一审二审再审共五次诉讼程序后,郭某燕别墅没了卖房款也拿不回来,债却一分都没有还上,最终还是“合法”蒙受了超过1000万元的巨额经济损失!而高利贷债主利用如此明显的“套路贷”手段房债双收,却能够纵横厦门两级法院,在借贷诉讼和房产诉讼中同时拿到胜诉判决,令人匪夷所思!

近日,郭某燕向媒体爆料,其已经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珍、李向阳、陈璟三法官涉嫌枉法裁判为由,向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纪委监委等部门进行实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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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陷阱:借高利贷遭遇“套路” 卖房还债房没了债还在

据郭某燕称,2010年7月,她因企业经营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经人介绍认识从事放贷业务的安溪老乡陈某佑,陈某佑自此开始给她提供借款并按月5%甚至更高收取高额利息。

2014年8月,郭某燕在陈某佑的要求下对之前的两张借据进行“换条”,连同一张2013年11月的借据,借款本金共计600万元。

2014年10月,陈某佑建议郭某燕将她名下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大嶝南路的别墅,以800万元转让给他的堂弟媳妇吴某珍,其中440万偿还郭某燕的其它借款,剩余的360万元用于清偿郭某燕尚欠陈某佑的600万元借据下的全部债务(陈某佑的意思是反正之前利息已经收了很多,看在双方合作多年且都是老乡的份上,专门给郭某燕“特别优惠减免”,为此郭某燕当时还对陈某佑感恩戴德,谁知却钻进了陈某佑为其设好的圈套之中)。

2014年10月10日,郭某燕在陈某佑的安排下与吴某珍签订《房地产经纪合同》,合同约定吴某珍在取得房产证后将尾款360万元直接转给陈某佑。10月22日,上述别墅被过户到吴某珍名下。至此,郭某燕天真地认为与陈某佑之间的债权债务从此之后就已两清。但是,事后郭某燕联系陈某佑归还三份借据的要求却被陈某佑找各种借口推脱。郭某燕因企业经营上的麻烦事不断难以分心,不仅没有引起警觉,而且还天真地相信了陈天佑会自行销毁借据的口头承诺。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陈某佑却于2015年11月(恰好赶在2013年11月的借据超过诉讼时效之前)向厦门思明法院提起诉讼,称郭某燕仍拖欠其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未还。在法院的庭审过程中,郭某燕向法庭提交了与吴某珍签订的《房地产经纪合同》,辩称她将别墅过户给吴某珍后,吴某珍应按合同约定直接向陈某佑支付360万元购房款,以清偿她欠陈某佑的债务。

然而,陈某佑及其代理人——厦门市银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卓某坤却不顾客观事实,当庭谎称对郭某燕卖房还债一事不知情,也无法确认《房地产经纪合同》的真实性,陈某佑从来没有收到过房产合同中约定的360万元。但同时陈某佑确认,其起诉的 600万元的借据,是对双方2014年8月4日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的对账结果。

由于陈某佑不承认郭某燕卖房还债,否认收到吴某珍转给他360万元款项的事实,因此法院建议郭某燕另案对吴某珍进行起诉。

最后,思明法院认为郭某燕超过年利率36%还款部分(实际借款年利率高达60%),应抵扣借款本金,因此于2017年8月7日判决郭某燕继续向陈某佑偿还借款本金432万余元,以及自2014年8月1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

郭某燕不服民间借贷案的一审判决,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7)闽02民终5713号。同时,为了查清吴某珍究竟有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360万元支付给陈某佑,郭某燕同步于2017年10月9日向思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吴某珍支付购房款36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陈某佑为继续欺骗二审法院支持其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取得的一审胜诉结果,也为了避免房屋买卖纠纷案中吴某珍败诉,不得不承认存在卖房还债的事实,而且整个卖房还债的过程均由陈某佑主导完成。既然陈某佑承认了卖房还债的事实,郭某燕及其代理律师预测两个诉讼的走向应该是:民间借贷案二审改判陈某佑败诉,郭某燕主动撤回对吴某珍的起诉。

但是,郭某燕再次天真了!

陈某佑虽然承认了其主导郭某燕卖房还债的事实,但是又谎称360万元购房款并非用于偿还其起诉的600 万元借据债务,而是用于偿还郭某燕另外欠其的307.5万元借据下的债务。为证明郭某燕还欠他另一笔借款,陈某佑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4日、借款本金为3075000万元(没错,这个借据上的数字就是300多亿!)的《借款借据》,还请了其堂弟陈某生出庭为其作证。

陈某佑在法庭上陈述,郭某燕欠他的借款、他欠堂弟陈某生约400万元,而陈某生与吴某珍是夫妻关系,因此在郭某燕卖别墅给吴某珍抵债时,吴某珍将应支付给陈某佑的360万元购房款,直接抵扣陈某佑欠陈某生的借款,所以在郭某燕与吴某珍的房屋买卖过程中没有任何转账记录。关于其在一审中称没有收到吴某珍360万的问题,并不是否认说收到360万,而是误以为法官问的是有没有实际转账(如此荒谬可笑的狡辩二审法官居然予以采信)。但是,陈某佑强调该360万是用于抵扣郭某燕拖欠他另一笔307.5万元的借款,并非本案诉争的600万借款。

在一审中,陈某佑明明已确认上述600万元,是双方对2014年8月4日之前所有债权债务对账结算后的最终数据,此时陈某佑又拿出一份同一天签订的金额为307.5万元的借款借据,明显存在造假的重大嫌疑!因此,郭某燕当庭申请对该借款借据上的笔迹和公章进行鉴定;但二审法官却违反程序,认为没有鉴定必要,不同意郭某燕提出的鉴定申请,也不对307.5万元借据债务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进行审查。如果查明307.5万元借据下的债务不存在,那么显然应当依法判决将360万元在本案中进行扣减,但不知何故,二审法院就是不对307.5万元借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于2017年12月27日判决驳回郭某燕的上诉,维持原判。此后,郭某燕就借贷案生效裁判申请再审和检察监督,均未能启动对该错误判决的再审程序。

最终的结果便是,郭某燕卖房还债,结果房没了,债务却一分钱也没有还上,而且还得贴上1000多万元的利息。

亡羊补牢:另诉后放贷方赖账不成 一审法院判令购房者付款

前面说到借贷案一审判决后,郭某燕同步对吴某珍提起了房产诉讼,要求吴某珍支付房款360万元。但直到借贷案二审判决作出后,房产案的一审才刚进入庭审阶段。与陈某佑在借贷案中的陈述一样,吴某珍及其代理人卓某坤(与此前陈某佑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为同一代理人)辩称其虽然没有直接向陈某佑转账360万元,但是已经用其配偶陈某生享有的400万元债权与陈某佑做了抵扣,因此其已经履行了房产合同约定的尾款支付义务。

陈某佑则出庭作为吴某珍的证人,除了声称该360万元已抵扣其欠陈某生的400万元借款外,又继续谎称其以抵扣形式收取的该笔360万元是用于抵扣郭某燕欠陈某佑的另一笔307.5万元的借款,与其在借贷案中起诉的600万元借据债务无关。

因民间借贷二审结果已经尘埃落定,郭某燕的360万元购房尾款在借贷案中未获得司法保护,房产案的一审法官对吴某珍的辩解不予采纳,于2018年4月28日判决吴某珍应向郭某燕支付购房款360万元,以及合同约定逾期付款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在获得房产案的一审胜诉判决后,郭某燕虽然还有不小的损失(因为借贷案的本金与利息均高于房产案的尾款和违约金,计至2018年底差额大概300余万元),但好歹没有两头落空。郭某燕本以为陈某佑已经占了便宜会就此作罢(本来约定卖房还债后双方两清,现在根据两案判决陈某佑实际又可向郭某燕主张超过300万元的款项),也做好了自认倒霉的准备。但是,郭某燕还是低估了陈某佑的贪婪程度。

大概率也是在陈某佑的安排下,吴某珍不服房产案一审判决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8)闽02民终5258号,合议庭成员为刘文珍、李向阳、陈璟。

风云突变:二审法院改判彻底翻案 “套路贷”纵横厦门法院

2018年11月21日,房产案二审开庭,吴某珍坚称该360万元已抵扣陈某佑欠陈某生的400万元借款,因此没有走账记录。但是在庭审中对具体细节问题一问三不知,其代理人卓某坤则多次作出与此前借贷案庭审陈述互相矛盾的陈述。

2018年11月23日,吴某珍的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代理词,律师或代理人提交代理词通常意味着该方当事人自认已经没有新的事实主张,提交代理词后只需要等待法院判决即可。但在2018年12月3日,吴某珍及其代理人却突然向法庭递交了一份补充证据——银行汇款凭证,证明吴某珍已于2018年11月30日(开完庭9天以后,)分两笔向陈某佑的银行账户汇款360万元,以证明其据此履行购房款的支付义务。

针对上述补充证据,郭某燕的代理律师于2018年12月7日向法庭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及《代理词》称:1、不认可该证据的三性;2、补充材料证明陈某生与陈某佑属于利益关联体,二者存在恶意串通配合制造银行流水的嫌疑;3、如果合议庭接受该证据并纳入审理范围,郭某燕要求行使对307.5万元《借款借据》签名笔迹的鉴定申请等诉讼权利;4、吴某珍在二审庭审后已经两次补充提交证据,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2018年12月13日,二审法院违反程序,由主审法官刘文珍一人单独对本案组织补充质证,郭某燕的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即吴某珍)提交的证据,是违法的:1、二审开庭后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举证的相关要求,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2、即便是在二审开庭后产生的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涉嫌非法恶意串通。双方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已经超过数年,如果上诉人认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约定的相关人等,即承认其支付时间严重违约,因此在二审开庭后支付给所谓的第三人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目的,厦门中院另案(即借贷案)的生效裁判已经确认不构成被上诉人(即郭某燕)对案外第三人的清偿,所以被上诉人提出本案的诉讼请求是,由吴某珍直接向郭某燕支付购房款。此外,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被迫承担对陈某佑的高额借贷本金及利息,所以其支付的行为是违约违法的。”

2018年12月17日,厦门中院作出房产案终审判决,改判驳回郭某燕的全部诉讼请求!郭某燕及其代理人收到判决书后根本无法置信,怎么可能这么判?卖房还债不被认可也就算了,连卖房款也要不回来,对郭某燕来说岂不是房财两空?!而对陈某佑(吴某珍本来就是根据陈某佑的指示签的房屋买卖合同,说白了就是陈某佑的人头)来说则是房财双收,恐怕最聪明的“套路贷”分子也没法做到他这个程度。

事出反常:判决书时间早于代理词 厦门中院需解释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2月3日,郭某燕的代理律师两次提交补充代理词,反复向合议庭强调:1、上诉人严重违反举证期限属于违法证据法庭不应接受;2、二审若采纳该证据将造成被上诉人就该事实部分的认定丧失上诉权;3、上诉人就案件关键基础事实提交补充证据,依法应当发回重审;4、就该证据由主审法官独任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应由合议庭开庭审理;5、该银行流水存在明显恶意串通与伪造痕迹,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

但是,以刘文珍、李向阳、陈璟三法官为合议庭的厦门中院,明明已经注意到吴某珍的代理人与陈某佑的代理人是同一人,并且庭审时已经发现该代理人明显在两个案件中的陈述自相矛盾作虚假陈述的事实。证人、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审中多次作出前后不一的虚假陈述,证人与上诉人之间也存在亲戚关系和经济往来等严重影响证词与证据可信度的利害关系等等不利于吴某珍的疑点,却完全无视郭某燕的合法诉求,最终违法采纳吴陈二人串通制造的银行流水并作为定案的核心证据。更为夸张的是,即便采纳该银行流水作为付款的证据,距离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也已经迟延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二审判决书不仅改判驳回郭某燕要求吴某珍支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而且还明显故意违背法律,判决驳回郭某燕要求吴某珍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的全部诉讼请求!违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二审合议庭竟然以上诉人逾期付款并非主观上故意不履行为由判决驳回违约金的诉求,明显故意枉法裁判。

不仅二审判决结果违背常理,二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也存在蹊跷之处!二审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是2018年12月17日,但是直到一个半月后的2019年2月3日,郭某燕及其代理律师都还没有收到判决书。因为代理律师直到2019年2月3日都还在给厦门中院提交代理词,而律师绝对不可能在明知收到判决书的情况下还给法院提交代理词。那么就只有两个合理解释:一是判决书的落款时间被人为制造到了2018年12月17日,二是书记员忘记通知律师领取判决书或忘记邮寄。其实想要查清楚到底是哪个原因也很容易,法院结案都是需要把判决书上传到案件审判系统中去的,直接把系统调出来看看判决书是哪天上传系统的,基本就可以搞清楚了。因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判决书日期早于代理词日期多达48天之久,恐怕还需要厦门中院和主审法官尽快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万里长征:违约金错误得到纠正 违法证据依然没有推翻

郭某燕不服厦门中院的枉法裁判,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提审后,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闽民再4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厦门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改判吴某珍应向郭某燕支付违约金206.64万元。但是因为郭某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吴某珍的支付行为存在恶意串通,再审判决也没有否定2018年11月30日银行流水的证明效力。

福建高院的判决,尽管没有纠正二审判决在关键核心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但至少在违约金问题上已否定了厦门中院的枉法裁判,这应该也算是公正司法的一点体现吧。

柳暗花明:郭某燕另诉损害赔偿 意外收获恶意串通的关键证据

福建高院再审判决只解决了违约金的问题,但郭某燕的360万元卖房款仍然没有着落,更不用说借贷案生效判决下的利息此时已经达到了600多万元。为此,郭某燕根据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于2020年9月18日起诉吴某珍要求其赔偿逾期付款行为给郭某燕造成的借贷利息差额损失,这个案件一审仍由思明法院审理。

在另诉吴某珍要求赔偿的案件中,郭某燕终于发现了恶意串通的蛛丝马迹:吴某珍提供的银行凭证表明,她是用农业银行尾号5514账号分两笔向陈某佑的兴业银行账户转账汇款360万元的。

转第一笔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16:03:41时,金额200万元,转完200万元后,该账户余额为535.03元。(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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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第二笔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16:36:26时,金额160万元,转完160万元后,该账户余额为485.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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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珍转完第一笔款后,其账户余额仅剩下535.03元;而在半小时后,该账户还能继续完成160万元的转账,也就是说在16:03:41——16:36:26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人向该账户转款160万元;吴某珍在收到160万元后,就立即将该款转至陈某佑的银行账户。在完成第二笔转账、被银行扣除50元手续费后,吴某珍的账户余额刚好是485.03元。

由此可见,吴某珍与陈某佑之间的转账交易,很可能是虚假的,其中可能存在银行流水资金闭合的问题。于是,郭某燕向法院申请调取吴某珍与陈某佑相关银行账户在2018年11月30日当天完整的银行流水,倘若吴某珍与陈某佑之间银行流水出现资金闭合,就可以证明二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郭某燕360万元的购房款,相关行为已涉嫌诈骗犯罪。

思明法院收到郭某燕的调查取证申请后,责令吴某珍就2018年11月30日的转账问题作出解释,吴某珍及其代理人并未向法院提交其账户的银行流水,而是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2021年5月份,郭某燕收到思明法院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书,其中引用吴某珍的书面说明内容为:“吴某珍还陈述,因为没钱,所以在2018年11月30日向陈某佑转账支付360万元购房款,来源于向陈某佑的借款,该行为并未对郭某燕产生不利后果。陈某佑还陈述,陈某佑与吴某珍的配偶陈某生是宗亲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但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正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吴某珍的自认,毫无疑问验证了郭某燕关于资金流水闭环的推测,足以证明陈某佑与吴某珍二人恶意串通制造银行流水的事实。

绝地反击:陈某佑等人贪得无厌 郭某燕被迫控告法官

掌握了吴某珍自认的证据之后,郭某燕认为房产案二审判决的背后绝对有问题,合议庭刘文珍、李向阳、陈璟恐怕涉嫌枉法裁判的违法违纪行为,另一方面陈天佑等人也涉嫌虚假诉讼、妨害作证等犯罪行为。考虑到对厦门司法机关形象的影响,郭某燕还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找陈某佑、吴某珍协商,要求其回归基本的公平层面双方把纠纷了结。郭某燕可以自认倒霉不要求卖房款抵扣全部的借款。但是陈某佑、吴某珍应该尊重事实和公平,按2014年10月22日(房产完成过户的日期)其收到360万元来算,结合借贷案生效判决认定的本息扣减方法,应认定截至该日尚欠的借款本金仅为100余万元,以该本金为基础适当算一些利息,郭某燕再给陈某佑支付按该方法计算的本息数额后,双方从此两清互不追究。

然而,自认为能够纵横厦门法院界的陈某佑,根本不把郭某燕放在眼里,不仅拒绝郭某燕善意和解的请求,甚至连已经收取的360万元也不愿意抵扣,仍然坚称该360万元与所谓的307.5万元借据互抵。但早在房产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陈某佑关于抵扣307.5万元债务的事实主张就已经被法院排除采信了;更不用说其在借贷案一审庭审中,早就自认截至2014年8月4日,双方之间只有600万元借据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更不用说,其在借贷案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双方之间的借贷均以转账为本金支付方式,而且所有的转账记录都已经提交给法院。

既然陈某佑摆明了就是要全部行使对郭某燕享有的超过1000万元的“合法”债权,郭某燕总不能明知对方套路诈骗还继续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反抗,郭某燕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武器库里,也只剩下了刑事控告这件唯一的“武器”。

因为借贷案已经两审终审、再审失败,申请检察监督也失败;房产案再审判决没有认定2018年11月30日的银行流水是恶意串通的非法证据,想要对再审判决申请再审纠正该事实认定,一方面难度极高,另一方面即使成功了,也还是要在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对借贷案进行再审,从而推翻借贷案的生效判决,才能从根本上维护郭某燕的合法权益。

但是,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证明陈某佑等人明显存在“套路贷”和虚假诉讼、妨害作证等犯罪嫌疑,二审判决明显存在故意枉法裁判的巨大嫌疑,郭某燕完全可以对相关人员提起刑事控告,由公安机关、纪检监察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小组对案件核心事实展开调查,从而以更快的速度让事实真相浮出水面。虽然控告法官会让厦门的司法形象受损,但在自己都快要倾家荡产的情况下,郭某燕不得不依法履行公民对司法人员枉法裁判犯罪的检举揭发义务。2021年6月17日,郭某燕向有关部门邮寄了举报信,实名举报刘文珍、李向阳、陈璟三位合议庭法官涉嫌枉法裁判,要求对三位法官进行彻查!

沉冤待雪:官司一打五六年 受害人还在苦等

从2015年11月起算,两个诉讼持续了五六年时间。最后的结果是,郭某燕原本已经卖房还清的债务,却被陈某佑、吴某珍恶意串通,利用虚假诉讼和伪造证据的手段,一边被法院判决负债400多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另一边用于还债的360万元卖房款却化为乌有。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法院贯彻中央领导“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指示精神的时代,在不法分子明目张胆制造银行流水的情况下,郭某燕却不得不面对如此遭遇。试问公平正义何在?

纵观借贷与房产两案诉讼各阶段全部审理过程,郭某燕十分纳闷:为什么在陈某佑首次起诉时就能查清的“卖房还债”的事实,法院非得将其割裂处理?从而增加了郭某燕的诉累和经济损失,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

为什么在多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陈某佑、吴某珍等人前言不搭后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陈述自相矛盾,但法院却一次又一次的予以采纳,并支持了他们的诉求,放任“套路贷”在厦门两级法院纵横?而郭某燕提出的对借款借据的鉴定、查明307.5万元债权债务关系事实真伪的申请,却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并且,从陈某佑提出307.5万元借据和郭某燕质疑该借据真实性开始,历经了民间借贷案二审、房屋买卖案一审二审和再审,总共四个诉讼程序走完,该借据是否系陈某佑伪造?借据项下的本金是否实际支付?借据载明的债务是否真实?这些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居然至今未能进入实质性审查!案件关键事实无法得到法院的查明和认定,导致郭某燕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却长期无法在正常的诉讼程序中维权。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厦门中院以刘文珍、李向阳、陈璟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更是无视吴某珍、卓某坤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串通,制造银行转账汇款凭证,变相侵吞郭某燕360万购房款的行为,径直作出撤销思明法院一审判决的枉法判决,就连郭某燕关于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求,也统统驳回。福建高院的改判事实证明,上述三法官已涉嫌枉法裁判,厦门中院与厦门监察委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纪律责任。

另外,吴某珍与陈某佑在诉讼过程中,恶意串通制造银行流水并作为证据提交的行为,明显涉嫌妨害作证罪。卓某坤作为陈某佑、吴某珍两人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对全案的事实都非常清楚,但其却在诉讼过程中多次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并帮助吴某珍提供伪造证据,已涉嫌共同犯罪。

此外,纵横厦门法院的陈某佑,是专业放贷人士,他出借资金给郭某燕时,月息是按5%计算的,是实实在在的高利贷,而且其哄骗郭某燕卖房还债后又重新起诉的行为,明显涉嫌“套路贷”和虚假诉讼。陈某佑隐瞒其要求郭某燕卖房还债的事实,进而用虚假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成功骗取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已涉嫌虚假诉讼罪。该虚假诉讼不仅增加了郭某燕的诉累,而且生效判决中的400多万元本金及产生的1000多万元的利息,给郭某燕造成极其惨重的经济损失,郭某燕的合法权益被肆意侵害。公安机关应依法对陈某佑、吴某珍、卓某坤等人的犯罪行为立案查处。2021年6月18日,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受理了郭紫燕对陈某佑等人提出的虚假诉讼控告。

综上所述,陈某佑等人恶意串通,扰乱司法秩序,践踏社会诚信,非法侵吞他人巨额财产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因此郭某燕恳请公安机关依法对陈某佑等人涉嫌的“套路贷”诈骗、虚假诉讼、妨害作证、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同时,刘文珍、李向阳、陈璟三法官在上述案件中已涉嫌枉法裁判,因此也期待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纪委监委或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立案查处,依法追究上述三名法官的法律纪律责任。

此外,如果仅由厦门中院对本案进行自查,作为控告人的郭某燕难免会有难以获得真正重视的担忧,因此希望相关部门督促厦门中院依法对陈某佑诉郭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提起再审,纠正错误判决,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者:李久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3UuG4O8552miMjoK7hz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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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谷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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